有機農業最好與最壞的年代 歐洲檢討認證制度找回初衷20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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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最好與最壞的年代 歐洲檢討認證制度找回初衷
這是歐洲有機農業最好也最壞的時代。有機栽種的面積翻了將近一倍，從2002的560萬公頃到2014年的1030萬公頃；在十年間，銷售額也從2005年的111億歐元成長到2014年的240億。然而，有機卻出現悖反的趨勢，市場一片欣欣向榮，農場卻是舉步維艱。
身為歐盟最大的市場，德國有機農產食品在2013年的營業額成長了7.2%，但有機農企業數目只增加2%，一些農民甚且不堪農地價格高漲、收入微薄，被迫關門歇業。義大利同樣出現有機農成長率追趕不上銷售額的現象，費心費力轉為有機的農民也陷入慣行農法的窘境，無力反擊大型零售商低價收購的壓力。
波隆那（Bologna）的有機展覽會（SANA）與外貿局（ICE）聯合執行的報告捎來一連串好消息，在經濟成長遲緩的局面中，有機逆勢崛起，而且順應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引導的有機3.0趨勢：把有機從小眾的利基市場，推廣為大眾產品。
為了引導有機農業的長遠發展，回到一開始「環境保育、生態多樣與保護天然資源」的初衷，歐盟計畫修正2007年推出的有機管理規範。在諮詢多方意見後，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相當於國家的行政機關）在2014年提出建議，今年九月底將進一步討論。
如何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同時保障消費者與生產者，標示和稽查是爭論的焦點。雖有七成歐洲人表示他們相信有機產品，但也有六成希望改進查驗方式。儘管歐洲是有機的先行者，而且以高標準聞名，但有機蘊藏的商機，讓不少廠商鋌而走險。
義大利食安憲警隊（NAS）在2013年查獲價值百萬歐元謊報為有機的產品。而被視為模範生的德國，同年也爆發有機蛋農飼養母雞的空間過度擁擠不符規定，而且有混充蛋的嫌疑，但零售商宣稱他們的技術人員查場時沒有看到任何違規，爾後政府稽查人員發現，沒有舉報也沒有要求撤下有機標籤。
圖片提供/夏葉
經濟學家早已經指出，「資訊不對稱」讓消費者無法參透花錢買入的產品是否符合商家宣稱的價值與品質，因為不熟悉有機生產，於是消費者仰賴包裝上的一枚標章辨識。為了克服市場的不完美，政府有了介入的空間、提供保證，可是在避免官僚臃腫的考量下，部分攸關公共利益的查核工作又轉移給私人機構。
與德國相同，義大利採私人機構驗證的模式，為27％有機農提供服務的「土壤與健康」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我們需要取得農業食品森林部（Mipaaf）的核可，還加入了監督查證的Accredia組織，我們檢查有機農，但也要被別人檢查」，土壤與健康的職員瑪莉拉（Mariela）解釋。
超市的有機紅蘿蔔價格已經是慣行同類產品的兩倍，但阿古斯堤諾指出：「大家都心知肚明，超市付給農民的價格其實不足以負擔有機生產，只是沒有人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在早期小鋪和農夫市場披荊斬棘的小本經營後，食品工業與大型零售業者也嗅到商機，紛紛推出相關產品外，開設有機專賣連鎖店，超市也闢出專區或是打造自家有機品牌販售。因為方便，有六成的義大利人是在超市購買有機商品。
從農企業遞交由慣行農法轉為有機的申請書開始，土壤與健康的技術人員就啟動稽查的工作，包括文件檢查和抽取相關樣品，「每年一次，然後視企業規模增加」，瑪莉拉說。在2015年對14,592家有機農共稽查了19,369次，平均一家1.3次，而超過八成五的稽查是有事先告知。
義大利最大有機專賣連鎖店Naturasi在波隆那（Bologna）有機展（SANA）上的偌大攤位人潮滾滾，農業專家特隆巴力（Davide Tromballi）在蔬果攤位上忙碌著。他長年與農民打交道，協助他們依法規種植，「歐盟規範的標示與檢驗是必要的，但應該由政府直接負責，私人機構難免不夠客觀。」
托里亞尼（Francesco Torriani）領導著有四十多年有機生產經驗的「馬凱有機同業公會」。他同樣認為，有機認證、稽查的工作應該回歸到政府的手中，而且有改進空間，「目前的制度讓生產者面臨繁重的官僚程序，卻又無法遏止詐欺發生。」
更關鍵的是，稽查人員也會面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必須有方法及早發現問題。「許多時候，稽查總在違規已經發生之後」，他雙掌上下交錯拍了兩下，做出義大利人表示「完成式」的手勢，「在那時候才稽查，已經太遲了。」
無論如何，企業內部的監督少不了，而預防措施總比事後亡羊補牢好，一旦由外部稽查人員發現問題，危及的是商譽和好不容易建立的客戶信任。
為了防止造假，馬凱有機同業公會不是像警察一樣緊迫盯人，把有機農當作小偷。「我們派出技術顧問，去看農家如何種植、生產，輔導他們符合政府的規範，從文件紀錄到田野間的工作都提供建議。經常的互動增加熟悉度，等到收成時，我們已經掌握了每個生產者的訊息，也知道產品的情況」，托里亞尼表示。
在內部稽核是否符合歐盟有機「低標」之外，Naturasi自行推出E cor標籤，「這是為了鼓勵農民進步，這些人對環境、動物、作物和勞動者的照顧都超過了歐盟的要求，這個標籤也讓他們有理由提出較高的價格」，特隆巴力指出。
比起懲罰的棍棒，他認為，類似提供蘿蔔的「進步獎」也適用在慣行農法，「他們也許無法或無意成為有機，可是如果逐漸減少使用農藥、肥料，一次比一次好，也可以給予肯定、認定，但仍舊必須與有機區別。」
對於義大利有機從業人員主張由官方負責稽核有機，以避開私人機構的偏頗，本身在德國從事有機生產的歐洲議員郝斯凌（Martin Häusling）並不認同，「政府在查核慣行農法已經力不從心，很難監督標準更嚴格的有機」，解決的方案應該是，政府必須從嚴要求私人檢驗機構。
當大型的農業與產銷公司以工業化的模式經營有機，擴大市場份額、壓低價格之際，小農卻難以跨越門檻與負擔驗證成本，偏離有機的初衷。對此，歐盟執委會在修法的提案中建議針對小農推出「團體認證」（group certification），強化在地的網絡、在市場上有較高曝光率，並在進入其他國家市場時有一席之地。
目前界定不明的「團體認證」最常被拿來與「參與式保障系統」（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相比。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NFOAM）地中海分會副主席米尤里尼（Paola Migliorini）釐清，「參與式保障系統不該與有機3.0混為一談，前者已經行之多年，而後者的精神在於『最佳實作』。」歐盟的有機認證必須調整，但也是必要的制度。
特隆巴力認為，第三方認證與參與式認證可以並行不悖，「不過，前提是後者還是要有專家參與，界定栽種等生產的準則，否則會淪為參與者的情感反應，即使有心意，但都是自由心證，不夠客觀。」
產業變動激烈，但馬凱有機同業公會旗下五個團體仍堅持合作社模式並與小農緊密合作，根植在地但也面對全球。四十年前有機仍是小眾市場，為了增加銷售於是邁向國際，如今半數以上小麥製成的麵食、雜糧是外銷到德國、法國、美國與日本等高端市場。
「如果生產者在自家的舖子或是零公里（Km0）內銷售，與消費者面對面建立人際間信任，參與式認證是可行的。可是像我們邁向國際市場，這就行不通。當產地與消費地的距離越遠，有機認證的價值就越高」，托里亞尼指出。即使是參與式認證，政府監督仍是一定要的，「現在就已經有不少魚目混珠，你想想，假如沒有政府監督，只靠參與式會是怎樣情況？」
農藝研究所畢業後，德雷納吉（Ettore Drenaggi）學以致用，以更具挑戰性的生物動力農法（biodynamic）在馬凱（Marche）大區的丘陵上耕耘著兩方小田地。在他眼裡，歐盟當前有機法規是順應大型零售商的邏輯，無助於扶植小農並協助他們搭起綿密的在地網絡。
雖然肯定參與式認證的方向，但德雷納吉不失批判精神：「關鍵在於，要看清誰是背後推動的金主。要釐清他們是為自己的利益創造出另一種商業模式，或者真的是透明、公正執行，堅持倫理和自然的準則。」
有機農產品熱銷，一些小農礙於資本有限和法律規範無法分一杯羹，南歐國家阿爾巴尼亞也有相同困境，面對仍在起步的有機產業，杜雅（Xhevaire Dulja）以她在該國推動認證的經驗指出：「要先訓練一批可以協助農民從事有機的顧問，帶入必要的知識與技術。」幸運的是，雖然尚未加入歐盟，但因為地利之便阿爾巴尼亞已經向歐洲國家取經，並獲得「樂施會」（Oxfam）與瑞士的支援。
在歐盟農業政策與農村發展的架構下，農民從申請成為有機農開始，依循認證單位的協助遵守規定轉型，期間作物和產品仍舊以慣行的名義販售，但已經可以領取2年或3年的補助金。「補助金固然是重要的誘因，但不足以長久維持，還是要找出自己的商業模式，才可能生存下來」，托里亞尼提醒。
在歐洲有機農業最好也最壞的時代，他認為，當消費者的需求大增，縱使不能和大廠一樣在有機的大道上商機滾滾，只要小農彼此協助並連結客戶，從產地到餐桌自行串成產業鏈擁有自主性，走出一條接地氣與又有人氣的生存之道，大有可能。
波隆那（Bologna）的有機展覽會（SANA）攝影/夏葉
【資料來源】：上下游新聞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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